外资险企市场份额远远超过4%

其次，我们认为，来源于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并且与其犯罪成立理论体系相适应的违法性认识故意说和责任说之争(前者认为违法性认识及其可能性是故意的构成要素，后者认为违法性认识及其可能性是独立的责任构成要素)，对于真正核心问题，如何平衡公益与私权的讨论和解决没有实质的助益。

一是提出法案，能提出法案的主要有议员、议会中的委员会、国家元首、政府部门以及一定数量的公民。城邦最显著的特征是小国寡民。

但在古希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公民，奴隶和外邦人被排斥在公民之外。只有三个依法和三个法治共同推进和一体建设，才能形成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格局。--------------------- [①]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第1版。由此，我国确定了用法治，而不是用法制与人治相对立。它充分证明了，新民主主义法制的建立有赖于党的领导。

如西周的周公制礼和吕侯作刑。这种表现形式的内容总是决定于这个阶级的关系，这是由例如私法和刑法非常清楚地证明了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只有在疑难案件中，法律人才会体会到解释技巧理论的意义。

法律发现的顺序基本是按照法治的要求来排列的。法律的法典化（或者说判例法已经有足够的积累）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依法办事是形式法治的显著特征。其实，在我国法律人的意识中，法律之上不仅有良法，还有很多高于法律的其他因素，如因大局意识、社会效果等可以修改法律，可以不顾法律的规定进行裁判。[41]然而，这只是给法律人的一种建议。

关于优位的确定有不同的标准。主流社会对法治的否定主要是通过司法政策来改变法治的意义。

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可以忽视任何一个微小的事物，往往，一个微小的东西，很可能是改变大局的触发点。从法律解释的过程看，法律解释规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法律解释技巧的凝练。一个国家在特定的时间段内，对法律采取什么思维方式，会影响到一个社会政治思维的结构以及法律所能支配的范围。很多年前，先觉的中国人发现，西方文明的优越在于科学技术的发达。

[5]在英国，法律具有一致性和绝对的权威。[10]如果权利不是发自公民内心的追求，政府不可能进行彻底的推动。现在中国的法治建设需要形式法治理论，这决定了我们在决定位序的时候应该奉行以形式法治为先的思路。【摘要】法律解释方法的核心是法律解释规则，即各种理解、解释和运用法律的规则。

[45]但如何确定法律渊源是由一系列法律发现的规则来确定的，而这些法律发现的规则、法律解释的规则与法律制度都有关系，但不属于法律制度性的规则。如何达到说服别人，让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就需要沟通、交流以及表达的技巧。

随着资产阶级对政权的牢固把握，早期用于限制贵族权力与任意的法治已经触及到了资产阶级的权力。[37]有法律才有法律原则，法律不是由原则而来。

在一些法规（如《保险法》等）中也有一些关于法律解释的个别规定。他说，市场经济中的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但他们却通过看不见的手无形中促进了大众利益。依此来推断，法律解释的规则与司法规则具有同一性。胡星斗教授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宪政应该优于民主，建设法治国家优于民主国家。[24]因而，我们需要研究法律方法论的演化历史，以明确不同时期的法律解释规则。这里的不确定包括了法律规则以及解释规则的使用都是可选择的、各个案件都有自己的特殊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倾向等等。

在多数案件中，法官裁判如果能遵守法律规定，不违背法律解释原则就能满足人们对现行法治的需求，如何避免司法腐败是人们关心的重点。在中国研究法律方法论必须注意一个问题，即以欧美为代表的法治思维在走向上与中国是错位的。

解释方法原本主要是指检讨法律制定过程探索法律文义和立法者意旨的方法，但现在解释已经超过了对文本的探索，变成了对司法思维和规律的研究。别说是法理学研究出来的解释位序，就是立法者创立出来的法律，在面对个案的时候，人们在如何使用问题上依然会感觉到茫然。

[23]龙柒主编：《世界上最伟大的50种思维方法》，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39页。[25]有关这一问题，此处当然主要是指对待国内法的态度，在国际法上西方国家的双重或多重标准，这也给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把法治意识形态化也是法理学者的责任，但不能把形式法治绝对化。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法治建设上，中国是一个后进的国家，法律、法治、法学紧跟西方，应该属于后发达国家的优势。法律解释的位序本身就是法律解释规则之一。区隔的目的实际上是对法律解释规则的排序。

然而，完全数字化的位序难以排列，并不意味着各种法律解释规则或方法都是同等重要的位置。法律解释原则应该是在法律解释规则基础上的抽象，而不是一种政治和道德要求。

对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不是对法律方法论发展历史的严格考察，而是试图说明，我国法律方法的主要内容是理解、解释和运用法律的规则。有学者已经看到，成天呼吁核心价值观难以提升软实力，只能拿几个耳熟能详的符号做大旗，喊得越厉害，反倒越体现了当下中国文化的浅薄和贫瘠。

法律解释方法的概念，似乎比法律解释规则的概念宽泛一些，法律解释规则只是法律解释方法核心部分。对法治实现方法的思考，还是在片面地运用着辩证法的某一个方面的思想，本来是对立统一但却片面强调统一。

人类社会从未有实现过法治。这些看法在一定意义上是符合逻辑的。这意味着法律发现、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的规则运用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16][美]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李双元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92页。

在法治思维上还没有认真对待规则的时候，泛义上的原则解释已经有代替规则解释的趋势。法律需要解释不是立法者无能，也不是在法律解释过程中存在什么玄机。

然而，这种认识等于放弃了法治，难以解决由腐败而衍生的一系列问题，更难以化解官民冲突。中国的法治建设刚刚起步，关于法律解释只在《立法法》和《关于加强法律解释的决定》中做了非常粗疏的规定，明确了一些还存在结构性缺陷的基本规则。

有学者指出，宪政社会主义是顺应历史大势应运而生的救世良方。[41]前引[18]，第317—318页。